司马光小时候和哥哥弟弟们一起学习，自己觉得记忆力比较差，便想办法克服这个弱点。每当教师讲完书，哥哥弟弟们读上一会儿，勉强背得出来，便一个接一个丢开书本，跑到院子里玩。只有他不肯走，轻轻地关上门窗，集中注意力高声朗读，读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读得滚瓜烂熟，合上书，能够流畅地，不错一字地背诵，才肯休息。 司马光从小到老，一直坚持不懈地学习，做官之后反而更加刻苦。他住的地方，除了图书和卧具，再没有其他珍贵的摆设。卧具很简单：一架木板床，一条粗布被子，一个圆木枕头。为什么要用圆木枕头呢？说来很有意思，当读书太困倦的时候，一睡就是一大觉。圆木枕头放到硬梆梆的木板床上，极容易滚动。只要稍微动一下，它就滚走了。头跌在木板床上，“咚”的一声，他惊醒了就会立刻爬起来读书。司马光给这个圆木枕头起了个名字叫：“警枕。”
枕头，家居之物，极为常见，睡觉休息用。而在北宋名臣司马光看来，枕头还有另外一个功能，那就是提醒他：喂！已经睡得差不多了！快起来读书、学习！要达到这个目的，司马光的枕头当然与现代人用的枕头有很大不同。他的枕头是用一段圆木做成的，名为“警枕”。试想一下，这个圆滚滚的枕头，靠上去应该是不怎么舒服的，所以只有疲惫到了极点才能勉强入睡。睡了一会儿，翻身之时，又会因为那圆滚滚的外形，让头、颈落下来，从而醒来。
司马光用这种方法来逼迫自己苦学，可谓对自己很狠。而这种习惯，其实也并非他自己的主张，那是家风使然。司马光的家世很是传奇。其先祖司马孚，是司马懿之弟，也是一位以学问著称的学者，司马家好学之风早在三国时代就已经养成了。古代讲究学而优则仕，所以司马家历代不仅多出读书人，也多出官员，还多有大官。
当然不是靠钱财买官，司马家的人，都是靠的家学，司马光的爷爷司马炫，是北宋第一批进士。司马炫去世得早，但留下了许多财产，刚刚成年的司马池，也就是司马光的父亲，面对这一大堆财富，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全部分给族人。因为他的追求根本就不在于钱财，而在于学问，抱着一大堆钱财，不仅要操心如何打理，还要应付来自他人的红眼之光，如何能专心读书？
博学多识的司马池，在为官之后，也因为好学收到了远比钱财宝贵的回报，在政务上更是多有惊人之举。比如当时朝廷修建宫殿，向司马池所在的地区征调竹子，问题是这一地区并不产竹子，可见朝廷方面负责此事的官员，定是一个不学无术之徒。就在其他县的官员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时，司马池却想出了对策。他依靠自己的博学，知道临近某地生产竹子，便一面向朝廷请求宽限日期，一面命人去大量购买，然后直接转运到京城，第一个完成了任务。因此受到朝廷重视的司马池，开始在中央担任一些重要职务，都有十分出色的政绩。
当然他最出色的“政绩”，还是在于为北宋王朝培养出了一位名臣，那就是他的儿子司马光。司马池对于司马光的教导，极其严格。司马光6岁开始读书，7岁时就被要求将难度颇高的《左氏春秋》熟背出来，还要讲出书中的大意。严格要求的同时，司马池更是深知读死书、做书呆子要不得，因此很注重对司马光其他方面的教导与训练，时常带他出去“见见世面”，接触一些朝中的官员和天下的学者，谈论学问，商讨时事，让他在见识与知识上保持同步增长。司马池一生所任官职较多，东西南北都有，他在到异地上任时，都会带上司马光，并为其讲解沿途风土人情、历史名胜、名川大山，让司马光在“读万卷书”的同时，又有了“行万里路”的社会实践。
在父亲精心教导之下成长起来的司马光，也确实不负父望。他在步入仕途之后，不追求功名利禄与荣华富贵，始终致力于治国理政与研究学问。他的俸禄收入并不少，朝廷还提供了多达一百多亩的所谓职田来当福利。但他一直是布衣粗食，钱财多拿来周济穷人，生平所好就是读书、藏书，在这方面，他可算得上天下首富，手握藏书数千册。
最能体现司马光好学之心的，则是一个细节——读书之法。这里所谓的读书之法，指的是如何拿书翻书。司马光读书时，首先身体坐得极为端正，然后用右手拇指轻轻地把书托起，再用左手食指轻轻揭开每一页。他的要求是读过之后，书本不能出现任何折皱印痕。
与先辈一样，司马光不仅自己极为好学，也将这种家风向下传承。他的儿子在看书时，就曾因为动作粗鲁被他一顿教训，并告诫道：对于商人而言，钱就是根本，要重视；对于读书人而言，书就是根本，要爱惜。
传此家风，司马光的后代子孙多以好学闻名。
（选自《新湘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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