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野获编是野史吗（万历野获编的研究现状）

摘要：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是晚明的重要笔记史料，其自成书至民国时期，一直备受学者推崇。在中华书局整理《万历野获编》并自 1959 年起多次印刷发行的基础上，国内外学界对此书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这些成果主要分为两个层面：第一，材料层面的研究，如择取书中?一方面或?几条材料支撑自身论点；第二，技术层面的分析，如从版本、内容、书写笔法等层面对《万历野获编》进行研究。然而现有的研究犹存在不足之处，仍需进一步拓展。

关键字：《万历野获编》、研究现状、不足

一、《万历野获编》的早期流传情形沈德符（1578—1642），字景倩，一字虎臣，浙江秀水（今嘉兴）人。他将从父祖、乡邦先达、陇亩老农等处听闻的朝家故事、一二雅谈、前辈典型及琐言剩语，以及从自身所交之士大夫、四方名流等处所耳闻亲得之事，著录成篇，此即《万历野获编》。

《万历野获编》初作于万历三十四年，十三年后再成续编，民间手抄流传。康熙三十 九年，桐城人钱枋对此书进行搜集整理，分为四十八类，三十卷。十三年后，沈德符之五世 孙沈振以钱枋整理本为基础，对照原本留存的目录搜集诸家所藏，增入补遗四卷，合三十四 卷，堪称完备。

然不久之后，此书即遭遇了一场劫难。乾隆后期修《四库全书》，搜罗、检阅众书，将有词义违碍字句的诸书进行全燬或抽燬。乾隆四十五至四十七年，再次派翰林纂修官十三名对各书进行覆检，又查出应全燬之书 144 部，应抽燬之书 181 部，并开具清单发往各省， 使督抚对这些书一体查缴销毁。《万历野获编》此时被列入全燬之列。

幸运的是，该书仍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据称，《万历野获编》除钞本外，尚有明代刻本和康熙间木活字本（见下文）行于当时， 今已不可见。道光七年，姚祖恩扶荔山房对上述三十四卷本进行刊刻，流传至今。

现存最早的版本是藏于台湾傅斯年图书馆的明代钞本，最早的刻本是道光七年钱塘姚氏扶荔山房刻本。 同治八年，扶荔山房对此书进行了重校刊补。扶荔山房的刻本见藏于中国、日本的多所高校、图书馆。此外，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分别于1959年和2012年对此书进行了标点刊行，通行国内。

《万历野获编》甫问世即引起同时代人的注意，被视作信史。最早对《万 历野获编》加以引用的是史学家谈迁，谈迁较沈德符年少十六岁。而比沈德符仅小四岁的钱 谦益在其《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记载《沈先辈德符》云：沈德符“于两宋以来史乘别集、 故家旧事，往往能敷陈其本末，疏通其端绪。家世仕宦，习闻国家故事，且及见嘉靖以来明 人献老，讲求掌故，网罗放失，将勒成一家之言，以上史馆，惜其有志而未逮也。”

可见钱谦益也对此书记载抱以信任态度。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将《万历野获编》列入“别史” 类下，内容为“沈德符《野获编》八卷。一名《万历野获编》，以多纪万历事也，别本二十 四卷。” 并注“吴校卷下有按：此书卷帙甚富，予所见二十四卷者尚非全书”。

这一归类， 显示了黄虞稷对《万历野获编》记载可信度的认可以及对其内容丰富的肯定。其他活跃于明 末清初学界的学者如吴伟业、朱彝尊等，也都对此书推崇备至。朱彝尊对此书的称许见其《静 志居诗话》卷十七，谓之“事有左证，论无偏党，明代野史未有过焉者。”这些明末清初的名家对《万历野获编》推许如是，可知此书在明末清初人心目中地位之崇高。 自清初至民国，学者对此书的关注也从未间断：盛枫、嵇曾筠、于敏中、史梦兰、杜 文澜、龙文彬、俞樾、缪荃孙、陈田等人的著作对此书的引用次数均达10次以上；而张之洞的引用次数更是高达65次，可见其对此书的重视。

综观引用《万历野获编》的诸书类别，有些是官府或私人编写的史部著作如编年体史 书、杂史、政书、方志、目录等，包括官修正史《明史》也多次引用了《万历野获编》中的 记载，显示了《万历野获编》的记载可信度。

除上述史部诸类著作外，私人撰写的文集、笔记也对其加以引用。此外尚有仅抄录《万历野获编》中部分内容的作品，如俞樾的《茶香室·丛钞》。 细查这些著作所引《万历野获编》的内容，函括帝王将相、朝野人物、宫殿建制、政 治制度、风俗节令、谚语俗语、礼仪、古史、逸事等各方面，显示了《万历野获编》内容的丰富性，正如叶昌炽在《奇觚庼诗集》和《缘督庐日记抄》中以“胸中有一部野获编”等语暗含《万历野获编》内容广博之意。

以上是明末以至民国时期学人对《万历野获编》的引用情形。 前文已述，编修《四库全书》的参与者们在检核众书时认为《万历野获编》中含有违碍字句，试图将其全燬，但《万历野获编》之所以能够有惊无险地度过这场浩劫，原因有二。

第一，诚如上表昭示的那样，这有赖于自其问世之日起的明清时期学者的不断传钞和保存。 这些学者当中不乏名者大家，他们对该书记载内容的全然信任、大加赞赏和热情援引使其 名声大噪与广泛流传，想要加以禁绝无异于痴人说梦；第二，当局彻底销毁的意图产生了意 想不到的相反后果。

正如傅吾康所言，虽然清代 18 世纪乾隆朝的文字狱禁止了许多作品的 流传，但“一本被列入禁书名单的书，被认为有特殊价值，从而被小心地保存下来。禁令实 际上是最有效的广告形式。”《万历野获编》的遭遇堪称这一论断的最好注脚。

二、《万历野获编》的相关研究成果如上所述，自《万历野获编》问世以来，学者的关注绵延未绝。尽管 20 世纪的多次浩劫使学术研究举步维艰，但学界从《万历野获编》中汲取材料的做法从未止步。此外，中华书局对《万历野获编》一书进行了整理，并自 1959 年起多次印刷发行，为学者获取并研究此书?供了便利。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外学界对此书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一）国内 1、起步的 20 世纪 80 年代：概要介绍其作者和内容。 自 80 年代始，学界重拾对《万历野获编》的研究兴趣，开始对其作者沈德符及书中内 容进行介绍。如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一书，罗列了《万历野获编》的四种版本（旧钞 本、清康熙间木活字本、清道光扶荔山房刊本、中华书局铅印本），并收入诸版本所包含的 沈德符自序、钱枋辑录凡例、沈德符补遗小引、李慈铭《受礼庐日记》上集关于野获编的记载、以及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十二《野获编目录书后》等数篇，最后在按语中简介沈德符其人与《万历野获编》一书内容。

其中，李慈铭称许《万历野获编》“综核有明一代朝章国故及先辈佚事，议论平允而考证切实，远出笔麈、国榷、孤树裒谈、双槐岁钞诸书之上，考明事者以此为渊薮焉”，认为此书可补《明史》之不足。同时他还谈到其曾在国都见过《万 历野获编》的“明刻大字本，每条各有目甚详。今所阅本为康熙间桐乡钱枋所辑，割裂排纂， 分四十八门，共为三十卷，琐屑猥杂，殊失其真矣。朱竹垞（朱彝尊）极称此书，而四库不 著录，未知其故，”可知《万历野获编》在明代可能即有刻本流传，可惜今已不得而见了。

此外，南炳文、李小林、李晟文等编《明史研究备览》一书对《万历野获编》的大 致内容作了百余字的资料介绍。张秀芳《沈德符与<万历野获编>》一文简述了沈德符其人 并例举《万历野获编》中数条关涉政治制度、社会生活、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材料，指明此书具有补充官修史书的价值。发展的 20 世纪 90 时代：重视版本考证和探讨，强调校勘和写作风格。

至 90 年代，在《万历野获编》已然引起学者重视的基础上，学界开始从其版本、校勘、 写作风格等方面进行较为深入研究。如李文衡《清代禁书版本丛谈——<万历野获编>专稿》一文较早对《万历野获编》的版本进行了探究，此文就《万历野获编》一书现存的三种钞 本和一种刻本、中华书局排印本共五种版本进行对比研究，指出各个版本间的文字差异，尤 其推崇第一种钞本，认为这一钞本时间最早，所载内容多不同于后来版本，可资比堪。

同时， 他还录入乾隆间四库开馆前的一种钞本内所存而不被其他版本所收录的沈德符行状等内容， 并指明姚祖恩扶荔山房同治间刻本的校勘价值。 同时对《万历野获编》进行版本探讨的还有苏铁戈，他的《（万历）<野获编>重要版本 校读考录》一文考证了藏于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的《万历野获编》旧钞本的抄录年代为乾 隆十七年，并将之同中华书局 1980 年铅印本进行比对；同时还将姚氏扶荔山房道光七年的 “初刻印本”与同年补刻之“别本”进行比对，得出旧钞本即为道光七年补刻别本所据之本。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要补编》一书中《万历野获编补遗不分卷》一条，将藏于北 图的四册钞本同道光七年姚氏扶荔山房刻本进行比堪，陈述二者编次存在不同，且钞本较刻 本少了九则条目（九则中，有一则为内容相同而标题不同者，如钞本“亲王娶夷女”与刻本 “帝王娶外国女”两条内容实同，王重民表示其余八则并未一一校阅），并记录了钞本内“礼 邸珍玩”、“礼府藏书”等印记。孙卫国《沈德符与王世贞》一文通过将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与王世贞《弇山堂别 集》二书的内容进行比对，?出了沈德符在治史风格上对王世贞的承袭。 与此同时，学界续接明清以来学者从《万历野获编》中汲取材料以论证自身观点的做 法，对书中材料的征引层出不穷。如台湾地区学者谢葆华《明代的皇后》一文在谈论皇后 制度时，即引用了《万历野获编》（补遗）中的一则材料。余不赘述。

深耕的21世纪初：观点纷呈、多点开花。21世纪以来，不断有硕、博研究生将《万历野获编》作为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将《万历野获编》的研究推入全盛。如胡红艳《论明中后期士人的世俗化倾向——从<万历野获编> 切入的社会史考察》一文，借用社会学理论中“世俗化”一词，实则内容与社会学理论之“世俗化”无关，而是重新将“世俗化”定义为“社会中上层精英文化向下层世俗文化的靠拢、交融及转化”，把“士人”作为一个孤立的群体，从价值观念的重财、生活方式的奢靡 无礼、处世态度的虚伪、文化追求的通俗化四方面进行展开，并从政治、经济、思想三个方面分析“士人”在明中后期发生“世俗化倾向”的原因，进而谈及“士人世俗化”的影响。

通篇读来，似有诸多不妥之处，试仅谈两点。第一，从横向上看，其对“士人”缺乏明确的 概念界定，就其申明的论点及行文逻辑而言，“士人”即“社会中上层精英”；就其文章涵盖 的内容而言，范围包括了上自内阁首辅等官员、下至不学无术的山人等众多身份之人。然而， “士人”似乎并不等于所谓的“社会中上层精英”，也不能涵盖自首辅至山人等林林总总的 人类群体。

退一步说，“社会中上层精英”与“下层”之间的绝对划分也无视了社会各阶 层之间的流动性。第二，从纵向上看，其为了突出“士人”在明代中后期这一时段的“世俗 化”倾向，将之同此前的“士人”断然割裂，传统士人完全代表了一种高雅、纯粹、富有责 任心的形象，而明代中后期的“士人”则完全是庸俗、贪财、享乐的形象，这样的骤然转变 很难给人以说服力，实际上，世风的转变乃是潜移默化、日积月累的过程，绝非?个时段的 突变。

杨继光的博士学位论文《<万历野获编>词汇研究》，对《万历野获编》中的词汇进行分类，并利用多部辞书对之加以解释，进而?出改进辞书编纂的主张，最后对书中的标点 等错误稍加校勘。然就其“历史名词汇释”一章而言，难免存在误释的情况。早其一年出版 发行的工具书《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即函括了《万历野获编》中诸多历史名词的 较准确的解释，可资参考。 贾凤慧的《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研究》一文，从沈德符学术渊源、《万历野获编》的 写作特点、版本演变、历史地位及不足之处等方面进行阐述。贺君《沈德符与<万历野获编>》一文，从沈德符家世及著述历程、版本流传、史料价值等方面对《万历野获编》一书加以论述。

其余学位论文以分词理论与实践、文学史料分类等为主题进行探究，不赘述。稍后，朱姗《<万历野获编>的史料来源与“小说家笔法”研究》一文就文本史料和 传闻两个层面整理并分析了《万历野获编》的史料来源，随后就沈德符写作时使用的“小说家笔法”从叙事、志人、记言三方面展开讨论，颇具慧眼，肯定了《万历野获编》的在取材审慎的同时兼采小说家笔法，相得益彰。

此文对于史料来源的分析、考证以及对沈德符家族 及其自身交游、经历的考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杜学林《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研究——以版本问题为中心》一文则从《万历野获编》 的成书和版本流传入手，在其早期钞本的基础上探求此书原貌。另一文《中华书局排印本< 万历野获编>断句疑误偶录》则指出了中华书局排印本中的一些断句错误。此类纠误文章 为数不少，可见学界研究《万历野获编》渐趋兴盛的现状对《万历野获编》一书本身的点校、 出版?出了更高的要求。

通行的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标点本中不乏断句错误，因此 2016 年全国高校古委会直接资助“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校证”这一项目，对此书进行重 新点校、比堪，相信不久将会有更为完善的点校本出版，为学者的利用进一步?供便利。 （二）国外 欧美学界对《万历野获编》较早进行关注的首推德国汉学家傅吾康（WolfgangFrank）， 他在《增订明代史籍汇考》一书中将《万历野获编》翻译为“Information Gleanedfrom WildernessintheWanliReign”（其他译名尚有

PrivateGleaningsintheWanliReign 或 The

UnofficialGleaningsoftheWanliEra等），并对书的内容以及史料来源进行了简要介绍， 将此书誉为笔记类史料中最突出、信息最丰富的来源之一。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傅吾康在注 释资料中所列举的 14 条相关参考文献和研究成果：除前文已经?及的黄虞稷《千顷堂书 目》、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南炳文等编《明史研究备览》、苏铁戈《（万历）<野获编> 重要版本校读考录》、王重民《中国善本书?要补编》外，尚有《Tōyōrekishidaijiten 东洋 历史大辞典》、《Tōyōshiryōshūsei 东洋史料集成》、《Asiarekishijiten 亚洲历史辞典》、 《DictionaryofMingBiography(1368-1644) 明代名人传》等八条参考文献，仍是对《万历野获编》一书进行评介。

如《东洋历史大辞典》中“バンレキヤカクヘン（即《万暦野獲編》 音译）”条，对沈德符及《万历野获编》所含内容及成书过程进行了简介，罗列钱枋所分三 十卷的每卷类目，并将此书誉为明代随笔中的佳作，尤其称赞其关于典制的详细记载补充了 《明史》的阙失。末尾表示此条参考了《晚明史籍考》一书的相关记载，执笔者为浅野。 又如富路特、房兆楹所编《明代名人传》中关于沈德符的一篇，介绍了沈德符及其曾祖、祖、父，并简述《万历野获编》一书，对沈德符其人其书进行了评价。书中评价沈德符“具有史学家的思维，用翔实的史料来说明问题，客观地记述历史；他也努力地去发现隐匿在历史背 后的动机和原因。沈德符勇于揭露社会丑恶的一面，同时也?写看似风光的官场中的人情世故。”

余不赘述。 此外，傅吾康在其所撰《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第 12 章《明代的历史著述》中引用了 《万历野获编》中的数条材料，如“两殿两房中书”、“宰相时政记”、“重修国史”诸条，作为支撑自身观点的论据。 同傅吾康一样，许多欧美学者择取《万历野获编》中的材料佐证自身论点。如 Susan Naquin 和李世瑜合写的关于保明寺的文章中引用了《万历野获编》卷 27 中的“毁皇姑寺” 条。

DavidM.Robinson 的《Politics,

ForceandEthnicityinMingChina:Mongolsandthe AbortiveCoupof1461》一文中引用了《万历野获编》卷 6“内臣掌兵”条的记载。LingHon Lam 的《TheMatriarch’sPrivateEar:Performance,Reading, Censorship,and theFabrication ofInteriorityin”TheStoryoftheStone”》一文在探讨《红楼梦》中所涉《西厢记》和《牡 丹亭》的两种传播方式（戏曲表演和私人阅读）时引用了《万历野获编》卷 25 下“北词传 授”条中关于《西厢记》的内容。J.P.Park《Artbythebook：

PaintingManualsandtheLeisure LifeinLateMingChina》一书在?绘晚明中国社会的休闲生活时引用了《万历野获编》中 的数条内容。

意大利学者 PaoloSantangelo、ValeriaVarriano、DonatellaGuida 合作的报告利用数据库探索古代中国人的情感和心理状态，检索记录中涉及《万历野获编》的记载，但其对《万历野获编》本身并未施加关注。 日本学界在诸多辞书中对《万历野获编》加以引介（如上所述）的同时，也对《万历 野获编》中的材料进行引用，如荒木典子《<金瓶梅詞話>における疑問副詞”可”》一文即 借助《万历野获编》中关于《金瓶梅》的史料以佐证其对《金瓶梅》一书中疑问副词“可” 的使用情况的分析。

韩国学者对于《万历野获编》的关注亦正处于起步阶段。最近三年，因意识到《万历 野获编》尚未被译释这一事实带来的弊端——对其所知者甚少，影响到对其内容所具有的理 解明代社会生活的潜力的挖掘，韩国学者李承信、蔡守民、宋貞和三人致力于合作翻译《万 历野获编》中的一些内容，如开头的四篇序跋，卷 23 中的“士人”门类下的四个条目（唐 伯虎、徐文长、张幼予、金华二名士），“列朝”门类下的五个条目（赐百官食、国初实录、 监修实录、避讳、玺文），“山人”门类下的七个条目（恩诏逐山人、别号有所本、山人名号、 山人歌、王百谷诗、山人对联、山人愚妄）, “妇女”门类下的五个条目（命妇朝贺、二妇 全边城、窦氏全印、宰相寿母、三太宰寿母）；且三位学者计划继续合作翻译并注释《万历野获编》全书。相信在译介的基础上，韩国学界对《万历野获编》的研究能够取得一些可 喜的进展。

综上，学界对于《万历野获编》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层面，第一，材料层面的研究， 如择取书中?一方面或?几条材料支撑自身论点。这是国内、国外学者利用《万历野获编》 的主要方式。第二，技术层面的分析，如从版本、内容、书写笔法等层面对《万历野获编》 进行研究。这个层面的研究主要以国内研究成果为主。

三、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如上所述，虽国内外学界关于《万历野获编》的研究数量众多、内容庞杂，进展喜人， 但优缺点显著，因而不免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深思的地方。 就材料层面的研究而言，当下学界对《万历野获编》内容的挖掘局限于对?条或?一方面的资料的引用，未能将《万历野获编》全书内容作为一个整体联系起来考察。

实际上，书中所载事关朝堂、乡野、思想、风俗等诸方面的内容，共同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征，只有 从整体的、联系的视角对之进行审视，才能把握住整个时代的脉搏，勾勒出当时整个社会的 轮廓和风貌。同时，只有对此书的内容进行整体分析，才能最大程度地体现其价值。因此， 对《万历野获编》进行整体研究是笔者着力之所在。 整体研究涉及构成这一整体的众多部分。就内容上而言，此书曾被钱枋划分为四十八部分，犹显庞杂，因此，需有一核心线索贯穿全书，从而将众多部分串联成有机整体。

这一核心线索即社会风气之转移。正如沈德符自己所叹，其所处之世“风气之转移、俗尚之改革 渐与往年稍不同”，他的记载也致力于反映社会风气之转移的方方面面。 需注意的是，社会风气的转移并非一朝一夕的激变，而是日积月累的渐变过程。譬如 官员僭越使用金扇这一行为的形成过程，金扇最初只有京官中的词林、坊、局中的五品官员 骑马时以及其它三品官员乘轿时，方可使用。

万历三十五年以后，官居四品的佥都御史居然 自制金扇，公开使用。这一反常的行为最初引起路人的惊讶和注目，然而一年以后，同样官 居四品的左右通政使、大理寺左少卿也开始使用金扇。面对这一情形，言官、礼官并未加以 纠正，这一僭越行为也因之被众人习以为常。金扇的逐渐僭越使用仅是反映社会风气转移的一个具体事例，无数诸如此类的渐变，构成了整个时代社会风气的大转变。

谈及时代的风气转变，则需要对时间范围进行界定。无疑，本文的时间范围以万历一朝为核心，因为所研究的对象是风气之转变，所以时间范围会依据现有材料适当地上溯至万历之前的朝代，以反映风气之变的渐变过程。然而，本文的最终目的并不停留于阐述万历朝社会风气转变在诸多方面的表现，同时 还会进一步挖掘引发这些变化的诸多因素。现有成果的探讨大都浅尝辄止，难以令人满意， 因而存在进一步研究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