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宁镜诚
1917年暑假，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的毛泽东找到好友萧子升说：“我有一个新计划，决定做一段时间的乞丐。身上一个钱也不带，去作长途旅游，吃、住问题，打算用乞讨的方式来解决。”
那一年，毛泽东24岁。
年轻的毛泽东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就是想要深入社会底层，体验人间冷暖，看清人情世态。
其实早在1915年9月6日，毛泽东就曾在写给萧子升的信中透露过这样的想法，当时他以王安石变法为例，写道：“欲行其意而托于古，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
简而言之，一个人如果只靠读书，生搬硬套所谓的“理论”，而没有实际考察的经验，做事肯定是要栽跟头的。
萧子升听完毛泽东这一“奇特”的想法，很是兴奋，两人一拍即合。几天后，他们就踏上了去往宁乡县城的道路。
此时的毛泽东不知道的是，这次“行乞”过程中他明白的道理，后来让自己受益终生。
万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两人走了很长时间，就感到腹中饥饿。这时，毛泽东对萧子升说：“我们开始行乞吧，我已经饿得要命了。”
于是，毛泽东问路边一个小摊贩的老板，这附近是否有读书的人家。那老板说：“在小店后面住着一位姓刘的老绅士。”
毛泽东听罢，欣然前往。刘老先生得知两人的来意后，问罢毛泽东和萧子升的身份，尽管眼露惊奇，但仍是资助了他们40个铜板。
毛泽东和萧子升连连道谢，要知道在当时，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两人饱餐一顿之后，接着乞讨。多年之后，萧子升回忆起那段经历时感慨道：“我们当时讨到的只是些冷饭冷菜，半饥半饱的。我们深深感到，讨饭与在饭馆里吃饭是何等的不同！”
后来，毛泽东和萧子升遇到一对善良的夫妇。老爷子问他们：你们两个小伙子看上去绝非乞丐，可为什么以乞讨为生呢？”
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家境不好，但我们想旅行，因此唯一的办法便是一路乞讨。”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叫花子没什么不好，叫花子总比强盗好得多！”
萧子升在一旁附和道：“叫花子是最诚实的人，甚至比做官的都要诚实得多。”
就这样，毛泽东和萧子升一边给富户写对联，赚些银两裹腹，一边风餐露宿，访贫问苦，体验风土人情和人间疾苦。
一个月后，他们漫游了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5个县，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也让毛泽东后来明确了改造中国的行动目标。24岁的他，切身体会到：知而不行，等于不知，只有实践才能产生真知，才能考察自己所知的究竟正确与否。
毫无疑问，这个道理后来让他受益终生。
正如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写下的那样：“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
这样的观点，后来在他结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后，在1937年7月写出了著名的《实践论》，后来被收录在《毛选》第一卷中。
《实践论》中，毛泽东肯定了“实践”在人的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几乎全部来源于自己的实践或是通过书本等其他媒介，获取他人实践的经验。
由此可见，“实践”的重要性。
更重要的是，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如果对现状不满，要想做出改变，我们需要经过从感性认知到理性认知，再到实践的过程，通过实践后的反思，再去总结经验，升华出更客观的理性认知，用于指导我们的行为。
举个例子，就好比读书时我们经常会因为“粗心”，做错看上去很容易的题。一开始我们的认识就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仅仅把出错归结于“粗心”这样一个笼统的概念。
后来，我们经过分析，发现其实反复出错的是一个类型题，为什么总是会做错？原因就是对题目中的概念理解不准确，所以我们就去重新加工这个概念，加上适当的习题练习，以后这种类型题就不会再错。
这时候，我们的认知就上升到理性的阶段。
今后，如果我们再做类似的题，就是新一轮的实践，就不会轻易出错。这样的思维方式，不仅对于学生，对于我们很多人都是适用的。
不仅仅是《实践论》，毛泽东还写下了《矛盾论》，而这些宝贵的知识体系都被浓缩在《毛选》之中。现在，只需要59块钱，就是一顿快餐的价格，就能买下毛选全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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